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不久前公布的第32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国际传播类别共39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11件、三等奖22件。“这些获奖作品无论是议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还是传播方式及其传播效果等都有不少亮点,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也探索了不少新的尝试,国际传播效果显著”。第32届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日报社编委会委员朱宝霞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
以国际视角展开叙事,主动发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从央媒到地方,各级媒体精心组织素材,从不同角度切入,生动诠释这一宏大主题。众多获奖作品围绕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围绕新时代的发展成就展开全媒体报道,精彩纷呈。获得国际传播类别一等奖的新华社特稿《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聚焦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走过的历程,围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展开叙事,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各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非凡领导力,揭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时代创造奇迹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获得国际传播类别一等奖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特别节目《非凡的领航》,以两集的篇幅,通过重大事件回顾、专家访谈等形式,全景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20年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成就,在非凡之年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制作的作品《"Daka! PLA"(打卡!中国军队)》,采取网络互动形式,带领网友沿着习近平主席视察过的部队、接见过的官兵的足迹,深入基层部队实地打卡,聚焦部队武器装备,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充分展现了新时期部队官兵风采和大国重器的震撼力量,生动阐释了“习近平强军思想”。
“如果说中央旗舰媒体的国际传播作品是在传播中国声音,那么地方媒体的获奖作品更侧重于讲述中国故事”。第32届中国新闻奖评委,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西大学东盟传媒暨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易文两次参与中国新闻奖评审。在她看来,今年的国际传播类作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无论是立意还是表达都有非常好的体现。
获得二等奖的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专题《南京记忆·世界记忆》站在世界记忆的高度,从海外公祭独特视角切入,广泛征集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侨胞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所思所想,通过他们在海外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倡导珍爱世界和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由芒果TV创作推出的获得二等奖的系列视频报道《我们都是追梦人》将个体奋斗故事融入国家发展主题,选取十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中国香港青年,记录他们北上创业的故事,展现内地发展给香港青年带来的全新机遇。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紧扣时代主题,聚焦发展潮流,将无数奋斗身影所组成的时代图景加以提炼,让更多新时代青年乃至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发展的蓬勃生机,源源不断地汇聚“与时代同行”的力量。
“这些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围绕当前时代的大事件主动发声,能够旗帜鲜明地宣传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以及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在重大事件的国际传播中都有生动体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任桐感受深刻。
直面国际热点话题,回应关切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是一等奖作品人民日报社评论文章的标题,也是《人民日报》就孟晚舟回国撰写的独家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客户端首发后,在国内各新媒体平台阅读量超2亿次,点赞留言超57万次。文章被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比利时、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的60多家主流媒体主动转引,转引媒体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彭博社、美国《时代周刊》等。
在朱宝霞看来,敢于在国际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中发声,积极回应国际关切,是这些获奖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特征。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获得二等奖的《南方周末》的通讯《新疆棉花遭遇“明枪”与“暗战”》,文章聚焦西方国家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而拒用新疆棉花事件。记者深入南北疆,走访了新疆多地的棉花企业、棉种企业等,对棉厂维吾尔族工人、棉厂老板、农场主、行业人士等深入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同时采访专家学者,从学术角度分析中美竞争背景下,欧美多国如何炮制新疆所谓“强迫劳动”争议问题。
同样,获得二等奖的新华社面向全球推出的英文纪录片《Documentary | Inside China: A Discovery Tour (重磅纪录片||真实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探索之旅)》针对常被西方媒体政客无端指责的话题,用大量事实予以回应,生动讲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宗教信仰自由、反恐努力、抗疫成效、各民族文化保护等内容。文字通过行进式探访和国际化表达,向海外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还原真实中国,让各国观众更好地理解在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在民主自由人权领域不断锐意进取的政治文明建设逻辑。
“这些作品直面西方受众关注的话题,甚至是误解的话题,不回避不含糊,用事实予以回应”,在易文看来,强化正面叙事、主动设置议题,不停留在表面话题,而是深入到重大话题上进行探讨,是近几年国际传播作品质量明显提高的重要表现。
以“他”语态讲述,深度触达
鲜活的中国有无限表达。
“在这些国际传播类别的获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另一种特点:‘他’者深度参与”,易文提到,“他”者的深度参与,让作品的国际传播力得到了更深体现。
获得一等奖的中国日报社五集系列视频短片《求索:美国共产党员的中国行》,以美国共产党员伊谷然的“探索”之旅为主线,从“他视角”出发,采用真实体验、实地感知的“行走式”纪录片拍摄手法,由伊谷然深入一大会址、嘉兴红船等地开展实地探访、与国内资深专家、基层党员,以及来自美英的国际友人等展开对话,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解读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视频吸引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观看和热议,全球传播量超过4500万。
《求索:美国共产党员的中国行》主创人员、中国日报网副总编辑张春霞谈到创作最大的体会时表示:“建党百年这样的重大主题报道,必须找准海外关注点,广泛深入采访,用国际化表达让海外受众愿意看、有共鸣、能认同,才能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为了紧扣海外关注点,他们大量翻阅党史、研究文献等资料,并与外籍记者多次研讨,调研采访多位有切身体会的中外友人和专家,脚本数易其稿,最终确定从“初心使命”“工作方法”“鲜明品格”“组织架构”“执政能力”等5个方面切入,以完整严密的逻辑阐述百年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
同样获得一等奖的《“东西问”之“观中国”系列报道》,是由中国新闻社在2021年策划推出。报道重点阐释中外热点话题背后的深层逻辑,邀请多位国际知名专家撰稿或接受专访,形成一组兼具学理性与可读性的深度文章。该组稿件通过海外汉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资深媒体人的独特视角“观中国”,客观公正地诠释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文明基因,引导海外读者观察中国时既能“知其然”,也可“知其所以然”,以塑造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系列报道推出后受到境内外媒体关注,境内外网站涉及该组稿件的报道单篇转载均超200篇次,网络阅读量超3000万。
任桐对“他”者深度参与的另一种方式感受深刻:中西方媒体携手合作,共同制作推出。光明日报社的二等奖获奖作品《建党百年系列报道》,就是与土耳其《光明报》和捷克《文学报》合作,在7月1日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当天,在土耳其和捷克以当地语各推出,全面介绍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为使报道符合当地受众阅读习惯和国际传播规律,取得更好传播效果,双方团队就报道的策划、采写、编辑和版面多次深度沟通、共同推进。报道和版面经我方编辑、审校、定稿,由外方记者和作者署名撰写,以“借嘴说话”方式增强报道可信度。
在任桐看来,只有用符合当地受众阅读习惯和国际传播规律的方式,用国外朋友能够接受的语态去传播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才能够从以前的“让我听”变为“愿意听”,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才能增强国际传播的广度、深度,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赵新乐)
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专家解读******
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
专家:发生纠纷应当依法协商解决
● 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则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
● 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上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一旦发生侵权纠纷,被偷拍者可以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近日,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相关报道多次冲上热搜榜。
1月12日,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11日4时许接报南京西路一商务楼门口有人被打。经查,王某某等人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遂要求陈某某不要拍摄,陈某某称未拍摄,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殴打。经司法鉴定,陈某某综合评定为轻微伤。
随后,有媒体证实打人者为知名公众人物王某某。
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多位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中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遇到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应当依法协商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
偷拍行为屡见不鲜
隐私权边界须界定
记者注意到,王某某打人事件曝光后,网上有不同的声音:有网友猜测,拍照的说不定是狗仔,狗仔盯着拍照很烦人,活该挨打;也有网友认为,王某某是公众人物,哪怕当时真被拍了,也应该有被拍的容忍度。
实际上,公众人物、艺人等因被拍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同样在1月12日,博主刘某某在其社交平台晒出了王姓知名艺人的视频,并发文“这回被他发现了,对不住了,下回我会藏好点”。后续两人发生纠纷,刘某某称自己险些被打。事情一出即登上热搜榜,引来网友热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众人物、艺人的生活越发透明,一些粉丝也热衷于挖掘他们幕后的点滴生活。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逛街吃饭,公众人物、艺人的周围总会时不时亮起闪光灯。甚至有粉丝潜入到公众人物、艺人居住的小区,偷拍其生活照,严重影响公众人物、艺人的正常生活。
那么,到底能不能“随手拍”公众人物、艺人?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边界是否与普通人不同呢?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随手拍’是否侵权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这种情况下的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非公共场合,则偷拍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的行为。
公众人物、艺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偷拍时,往往会采取行动制止粉丝、狗仔的拍摄行为,并要求其删除拍摄的照片。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分析说,从法律上讲,公众人物、艺人与普通人法律地位相同,同样有权禁止他人偷拍。但最终应以偷拍者用途判断,若偷拍之后纯粹用于个人欣赏或是在家庭、朋友小范围内传播,被偷拍人难以知晓,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若是将照片公开或是用于商业目的,甚至用于不当场合且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英子说,由于公众人物、艺人工作和生活的性质比较特殊,并且要考虑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等因素,学理观点和司法裁判观点通常都认为公众人物、艺人对自己的一些权利内容受到损害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至于“容忍度”的边界问题,需要考虑社会普遍公认的道德标准,即不能无底线地损害其基本的人格权。
如果被发现偷拍,公众人物、艺人该如何制止呢?
段英子说,偷拍、街拍纠纷一般都在现场发生,难以照本宣科地建议被侵权者向法院寻求救济,如果采取私力救济,双方也应当友好沟通,控制好“度”,避免纠纷升级。
街拍暗含法律风险
随意拍摄可能侵权
在生活中,不仅仅是明星大腕,人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当下街拍流行,“摄影师”只需拉近镜头,按下快门,一张人物特写的街拍就完成了。其中,很多照片并未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其肖像就被定格在照片中,随后被上传到网上。
甚至有人假借街拍之名,行不法之实。去年1月,四川成都一男子在公共厕所对女性进行偷拍,被周围热心市民发现并当场制伏。经民警询问,该男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被行政拘留5日。
冯晓青说,偷拍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是民法典中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未经允许偷拍他人,甚至将偷拍获得的照片进行扩散,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表现。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其中,窃照(即偷拍)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论是街拍还是偷拍,如果是对人物肖像的拍摄,都会涉及被拍摄者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肖像作品权利人(就街拍的情形而言通常是指摄影者)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段英子说。
段英子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拍摄的内容或者拍摄手法比较特殊,例如拍摄他人在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的私密活动,拍摄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等,根据民法典规定,可能侵犯被拍摄者的隐私权。比较恶劣的行为,还有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
“在未经被拍摄者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拍摄,更不能随意发布,因为偷拍行为通常侵犯了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以及肖像权。”赵占领说,如使用目的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拍摄了他人的肖像,但未把他人肖像作为画面主体进行展示,未暴露他人隐私的,不涉及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
未经允许传播照片
平台可被追究责任
在拍摄过程中,一些“摄影师”喜欢将人们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而要展现这种状态的前提,则需要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拍摄,由此产生了特有的街拍分支,但拍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误会。
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摄影爱好者小曾回忆说,有一次拍摄一位小吃摊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对方发现他在拍照后,急忙收拾摊位,头也不回地跑掉了,正在制作的食物也都被打翻在地。事后小曾找到这位摊主,表示自己只是觉得画面很美,就给拍了下来,而摊主则以为小曾是执法人员,要拍照留证扣留摊位,这才产生了误会。
“后来,我每次拍摄前,都会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小曾说。
江苏省无锡市居民小李向记者介绍了她的“遭遇”:去年4月,她在刷朋友圈时发现自己的照片成了别人的头像,并且连自己走路时的照片也被人发到了聊天交友网站中。这让她十分吃惊和气愤。
后来追根溯源才得知,小李和朋友去年3月份外出游玩时,朋友在小李不注意时拍摄了这组照片,事后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社交平台,没想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尽管朋友第一时间删除了这些照片,但这些照片还是在网络上流传开了。
冯晓青告诉记者,街拍照片需要区分是否将照片公开,未经公开的收藏、欣赏行为并不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从社会层面也不会对被拍摄者产生不良影响。而照片一经公开,则要根据传播范围、影响程度等确定侵权程度。
赵占领说,偷拍、街拍者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即便原本作为收藏之用,但如果被其他人二次传播,对被拍摄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偷拍、街拍者仍需承担侵权责任。
“发现被拍后,被拍摄者要求删除图片或者视频,就是在明确表达其不同意自己的肖像被公开或制作,是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要求拍摄者停止侵害自身权益。拍摄者最好配合删除,否则权利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拍摄者承担民事责任。”段英子说。
那么,怎样的“随手拍”、街拍才是正确的拍摄方式呢?
“有些拍摄者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在公共场合拍摄或者发布的时候不营利就可以了,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是拍摄还是后续的使用、发布等行为,都需要得到被拍摄者的同意,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其肖像权。”段英子说。
对于未经允许的偷拍、街拍照片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平台又该采取何种措施?
冯晓青说,发布者肯定应当承担责任,平台与发布者之间有相关协议,但协议对第三方被偷拍者无约束力,且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旦发生侵权问题,平台不能推卸责任,被偷拍者可以追究平台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民法典较以前的民法通则而言,对肖像权等人格权已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如民法通则主要强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而民法典不再区分拍摄者的目的是否是营利,这是一种对民事主体的肖像权更为周到的保护。”段英子提醒说,拍摄也要依法而为。
漫画/高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